当代科技给我们人类带来福祉自然不必说，上至空天，下至深海都留下人类的开拓的足迹。人在接触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然。从大河流域的刀耕火种，到阿波罗飞船的尾焰划破长空，如果说人类每一次的进步都是在利用科技作为武器向自然界索取了更多，倒不如说是科技本身文明的一面让人类懂得了怎样更好的在大自然面前学会谦卑。虽然人类在谈及诸如此类话题经常表现的谨小慎微和毕恭毕敬，但在对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探求未知的欲望的驱使下，总是在重复的犯着类似的错误，即否认了人类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幻想”自然界其实是人的工具或私有财产。这种“幻想”往往真就是一种幻想，即使科幻小说家也不会把这种观念作为自己作品的思想主线。如果在科幻小说里出现这种想法的人，也往往被化身为变态商人或是科学狂人，而他们的结局往往可想而知。但是在现实中，抱有这种想法或类似想法的科学人（我暂且不用科学家或科研工作者这样的称呼）却比比皆是，或者这种思维以一种更为隐匿的方式存在于他们本性中，或者甚至说是所有人类的本性中。
　　说到这里，“转基因”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这样一个关于人类本身的一个严肃的话题。经常听到的人们评价转基因时，会说是“人类在扮演上帝的角色”。我想，但愿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不要带着那种拓荒者或者是殖民者所有独有的胜利的语气，而更应该有些“必要的忧虑“在其中。反观人类历史，每一次我们试图改变自然的最后结果，都是我们本身被改变了，这其中有受益也有灾难，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这看成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利于弊。那么对于转基因，尤其是转基因食品而言，和以往相比，它所改变的可能不仅仅是人类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等诸如此类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它由可能改变了自认为是“上帝”的我们人类最基本的作为一个生命体的本身。
　　回顾一下转基因和转基因食品的历史。1910年，摩尔根通过果蝇白眼突变研究，确认基因位于染色体上。1953年Waston和Crick揭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开创了在分子水平揭示生命现象和生命本质的新纪元。1972年，Jackson和Bery利用限制性内切酶和连接酶，得到了第一个体外重组的DNA分子，从而建立了重组DNA技术，立刻将生物技术带进了基因工程时代。1980年Cordon等人首先采用显微注射法育成带有胸腺嘧啶核苷激酶基因这一外源DNA片段的“新型”转基因小鼠后，转基因技术在建立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生产新药、诊断疾病等方面展示了崭新的、令人鼓舞的前景。1982年Palmiter等人于首次成功地将人的生长激素基因，导入小鼠受精卵的雄愿核中，并获得整合及表达该外源DNA的超级转基因“硕鼠”。此后，按照注射法培育转基因小鼠的思路和技术路线，转基因兔、转基因绵羊、转基因猪、转基因鱼、转基因山羊、转基因鸡等相继问世。2000年全球转基因植物种植达4420公顷。我国转基因作为种植量居世界第四，中国农业部已经批准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有：甜椒、西红柿、土豆；主粮作物有玉米、水稻。今后可能陆续批准的农作物有小麦、甘薯、谷子、花生等。进口的转基因食品有大豆油、菜子油、大豆等。
　　当我们绝大多数国人还只是从报纸新闻的渠道知道“转基因”这个名词和对其的各种认识水平更多的停留在追随各种“专家称”云云的时候，“转基因”已经以麦当劳、肯德基、雀巢、康师傅、旺旺、娃哈哈、伊利等我们熟知的面孔以及铺天盖地令人猝不及防的各种食用大豆油的身份进入我们的生活。只是这种方式不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是“悄悄的进村，开枪的不要”。尽管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理解为和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对于食品里各种超标的添加剂和检出的微生物报以零容忍的态度，但是面对“转基因”这样一个未知的或是潜在的危险，缺乏足够科学认知的公众却显得无比的弱势。我们暂且抛开去追究是政府的职责还是科学人的道德出了问题，最近的一则报道称，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张辰宇教授发现，植物中一些小分子会进入人体，可能反客为主，控制人体的基因活性，以更主动的方式影响身体。这些嚣张的小分子就是微小核糖核酸，与其相关的一篇文献发表于《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由此看来，我们的忧虑似乎变得更有根据了，既然从人类祖先开始就一直食用至今的大米都能以基因的水平影响着人类本身，那么“转基因”的食物中又有多少我们未知的因素在改变着我们的身体。也许当我们还在洋洋得意于科学家能把一种北极熊的有抵抗冷冻的基因植入番茄之中而培育出耐寒番茄时，却不知道食物也已经在默默的对我们进行着“转基因”。只是食物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会把我们“转”向哪里？
　　但愿我们的担心和忧虑能够被将来的科技证明是在杞人忧天，如同地心论被打破时人们的恐慌一样。不过，人类历史的实践活动都反复证明了一条最简单不过的道理：顺应自然的最终受益者其实还是人类本身。